心灵“有氧运动”

日期:11-16 来源:未知

  跳槽到互联网大厂后,李洋的微信未读消息时常保持着99+,微信状态总在“疲惫”“忙”“睡觉”“勿扰”中切换。


  24岁的李洋毕业2年,换了3份工作。在独居的周末,她要靠刷六七个小时短视频放空自己,习惯听着《家有儿女》入眠。

  她总觉得累,一天要睡10个小时,“连睁眼都没力气”。肩膀、腰椎、皮肤小毛病不断,每周都要跑医院。“感觉自己被全社会抛弃”“像是坐在地上被拖着走”,她重新感觉到高中体育课时,自己在乒乓球台边刷题的那种无奈。

  一项国民健康报告显示,2021年每个人平均存在4.8个健康困扰,其中情绪问题排在首位。《中国国民心理健康报告(2019~2020)》结果中,18~34岁青年的焦虑平均水平高于成人期的其他年龄段。

  崔庆龙是微博上获得了大量关注的心理咨询师,他在一条微博里描述了对“精神亚健康”的观察:“始终笼罩着一层驱散不了的惶惶不安,始终负荷着一些摆脱不了的沉重……虽然每天都能正常入眠,却不能真正休息,好像总有一些倦怠常驻后台。虽然每天都有闲暇,却体验不到安逸,精神上随时在为什么待命。”

  “我一直觉得,情绪是个错误”

  在繁忙运转的城市中,有人表面“社牛”,其实“没有安全感”,喜欢在深夜吞下大量碳水化合物;有人看起来是“工作狂”,其实“喜欢用踩别人证明自己”,形容这种提升自信的方法“像吸毒”,“结果中毒越来越深。”

  跳槽后,李洋用心学习“大厂生存法则”,发现随时随地复盘是同事们的必备技能。于是,即使在拥挤的地铁上,身体受着折磨,她也不忘咀嚼开会时被领导诘问的尴尬画面,质问自己“为什么不这样做?”这种挫败感会持续到第二天一睁眼,“感觉天都是灰蒙蒙的”。

  为了转移注意力,她开始无休止地刷短视频,刷完就生闷气,“净做些完全没有营养的东西”。当自我调节手段无法去除内心的“惶惶不安”,她开始怀疑,“有情绪,是不是我自己的问题?”为了找到答案,她体验过冥想、催眠、心理咨询,开始用“正反馈”“行为模式”这些专业词汇自我分析,仍然无法摆脱“虚无感”。

  李洋经常找前同事王艺聊天,在她看来,王艺冷静、坚强,分手也没掉过眼泪。但只有王艺自己知道,“哭不出来”已经快成为一种困扰。

  “我一直觉得,情绪是个错误。” 王艺从小就习惯压抑自己的情绪。她儿时经常一个人睡,半夜滚到床下再自己爬上来。父母工作忙碌,“无论我散发什么情绪,都无法引起他们的注意。”于是她开始把精力放在学习上,优异的成绩会让父母多夸她两句。

  她曾在私募基金实习,同事早上五六点起来健身、洗澡、化妆,加班到深夜,第二天依旧妆容精致,还不忘人情世故,给身边人带来化妆品小样。两个人上午还在为抢单争执,下午就能手牵着手喝茶。

  她总学不会这种“滴水不漏”的处事方式,第一份工作,她就因为爱笑被老板批评“影响其他同事工作”,被关在会议室独自办公。“那时候觉得我干什么都是错的,觉得我就是一个很垃圾的人。”

  年底的表彰大会,老板在台上骂了她半个小时。她愣是一滴眼泪没掉,直到走出公司,在凌晨2点的马路边哭了两个小时,“眼泪留在脸上就像冰渣子”,那是她记忆里北京最冷的一天。

  此后她很少大哭,面对让她委屈到极点的指责,她也能笑脸盈盈地说,“你说得对,我马上改”。实在觉得“心里绷不住”,她会在淘宝上买30分钟的心理咨询,电话那头是位40来岁的女性,不怎么说话,“就像个树洞”。只有在这里她才能放松地哭出来。或者看看悲情电影、短视频,找个引子“说服”自己落泪。

  去年7月,她所在的公司裁掉了近一半员工,7栋办公楼只剩一栋。王艺虽然被留下来,但上班时总无法集中,像一只受惊的兔子,眼睛瞟来瞟去,耳朵时刻捕捉同事谈话的碎片,“其他事情我没法认真做,都是糊弄。”

  当时她以为,这种“飘忽”的状态会“被时间治愈”。但情绪在暗中慢慢累积,当今年熟悉的领导辞职、自己不得不融入新团队时,王艺开始脱发、厌食。

  为了“自救”,她买了不少心理学的书籍,在网上报了一个“情绪觉察”的课程。她发现自己在情绪发生后,会压下内心的“不适感”,告诉自己不要“太矫情”。最终她发现,几小时甚至几天后,这种“愤怒”“悲伤”或“委屈”仍未离开身体。

  崔庆龙在微博中解释这种“损耗”的状态,“生活中人们在处理很多问题的时候,总是习惯于否认和忽视,总是假装一件事已经过去了,并且用合理化的方式给那件事在意识层面做了一个完结的说明,但它其实还在运行。这种长期积聚会让一个人越来越有压力,越来越焦虑,也可能越来越虚弱。”

  他发现在评论区,一些年轻人会分享自己的经历,并自我分析,“非常细腻”。但现实生活中,他们又有很强的防御性,“很多人会慢慢形成一种信念,觉得自己的感受,最好谁也不要告诉,就是自己的事。”

  “嘿,你今天是怎么了”

  在豆瓣“自我觉察的瞬间”这一话题下,一位民警分享了一段经历。有次一个年轻姑娘因为票务问题情绪失控,对着工作人员全程黑着脸。他随意问了一句“嘿,你今天是怎么了?”对方虽然没说什么,但肉眼可见放下了戒备,后来还给工作人员道歉,吐露了近段时间有很多烦心事。

  令民警印象深刻的是,这个衣着讲究、妆容精致的姑娘叹了口气说,“你知道吗,有时候我都觉得,我的感受是这个世界上最不值钱的东西。”

  心理咨询师崔庆龙说:“一般大家只会表达‘我很丧’‘我很烦’这样过度概括化的表层情绪,这种情绪会在心理上拧成结,变得难以被表达,也难以被理解。很多人也不习惯跟身边的人分享更深度的体验,这首先得自己有意识去讲,需要知道自己心里发生了什么,还要有人在意你心里发生了什么。”

  崔庆龙发现,大多数人都没有这种能进行深度对话的关系,这时候就需要“自我觉察”来深入梳理情绪,对情绪的合理分辨,是走出情绪的关键。崔庆龙认为,很多人无法分清“该承受的情绪”和“不该承受的情绪”。

  “我们确实需要接受一些吻合现实程度的痛苦,比如说损失了一些财物,或者好朋友的离开,这个痛苦需要我们去体验和接受。但很多额外的情绪是来自于对自己潜在的评价,比如因为现实的损失,就觉得自己无能、没有本事,对整个人生开始怀疑,这就背负了过多的情绪。”崔庆龙说。

  和王艺一样,很多人开始培养这种自我认知的能力。一项调查显示,除了心理咨询这样针对心理问题、价格偏高的心理服务,年轻人越来越钟爱“轻量”的心理内容产品,心理学相关书籍、音频/视频和互联网课程成为最受欢迎前三名。

  孙卓是一位绘画专业的大三留学生,00后,攒下生活费买了一套学习心理学课程,想学会“重视并尊重自己的感受”,“这是我在学习中欠缺的”。她曾因为情绪问题做过心理咨询,在咨询中她才意识到自己一直“精通鸵鸟技术”,“把头埋进沙子里,忽略自己的感受。”

  初中时她曾遭受过言语霸凌,虽然已经忘记那些施暴者的面孔,但当她在一群陌生的同龄人中,总会全身紧绷,碰到不熟悉的话题就背后发冷,语气变得急躁。

  但孙卓一直觉得自己只是“内向”“社恐”,“我给自己洗脑,认为初中发生的只是一件小事,如果在这件小事上费神,就会显得很没用”。但她知道,心底的愤怒从没消失,反而像溃疡一样越来越疼。

  她在潜意识里一直渴望“被看见”。她曾画过一本连载漫画,主人公一个人逃到海边,身后波涛汹涌,浪花卷走一只试图逃离大海的海鸥。一个和主人公一模一样的人来到她身边,就像孙卓压抑着的另一个自己,“你看起来好像要哭了”,另一个自己问,“不想跟我说说吗?”

  父母则更担心她毕业后的现实生活,处女作出版后,父母希望她能“加速”,“走网红路线”,出下一本书、办个人画展。她不喜欢“抛头露面”,更爱创作,想按自己的步调慢慢积累,但老师常说“只靠画画养活不了自己”,身边其他专业的朋友也开始谈论就业、职场,她又不想落后。内心的拉扯成为新的焦虑来源。

  “相比于父母一代,现在很多年轻人已经‘精神脱贫’,不用再为基本的生存需要去忍耐工作的不如意,面前的选择也更多。他们渴望实现更高的自我价值,但又不知道什么是自己想要的。”一位咨询师这样总结近10多年的观察。

  她的很多客户比孙卓更迷茫,因为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。很多人用过“霍兰德职业兴趣测试”等测评工具,但她和客户深入聊天后发现,测评结果和他们真实的需求并不相符,“(他们)已被周围的环境和家庭洗脑成另外一个人,是按照被塑造出的形象回答的。”

  被“剧透”的人生

  在出现情绪问题前,李洋从没想过“成为什么样的人”,只是想“证明自己”。她认为进大厂就是证明自己最好的方式。

  她毕业于上海的一所“双非”大学,大厂从不去她们学校宣讲,她经常坐两个小时的车去“蹭”上海交通大学、复旦大学的宣讲会。当她挤过层层人潮,把简历递到某大厂的HR面前时,对方总回以礼貌的笑容:“您还是回去按校园招聘流程走吧。”

  她转而投身在线教育公司,只是觉得“门槛低”“成功概率高”。工作一年,她准备跳槽,瞅准了宣讲会上的那家大厂,但卡在第七轮审核,她打电话给直系领导争取,才赶上末班车。

  李洋觉得自己时刻处在“成长焦虑”中,从大学起就主动参加职场活动拓展人脉,“不成长就会被社会抛弃”。她一直信奉“人生是条抛物线”,命运总会把她抛到不同地方,她只能不断向上爬,等待下一次被抛出。

  当她真的来了大厂,才发现自己是“在一艘巨大的轮船上拧螺丝”,“大部分时间都在想,螺丝是往左拧还是往右拧,别说看到轮船什么样,连甲板都看不见。现在我拧螺丝的精确度已经达到了80%,如果留在这里只是为了把精确率提到100%,我觉得是虚度光阴。”

  大儒心理创始人、临床心理学博士徐凯文把价值观缺失、缺乏自我认同、对被评判感到焦虑和恐惧、自我否定的状态称为“空心病”,这种状态时常伴随着孤独、疲惫和迷茫情绪。他发现,这种“无意义感”正不断向中小学生扩散,最直接的表现是厌学和拒学。他做过咨询的年龄最小的厌学者只有10岁,已经在家休学一年。

  他的咨询中心位于中关村,周围的重点中学,源源不断向咨询中心输送着厌学的优等生和焦虑的家长。去年到今年,因为咨询量激增,咨询室数量已经翻了一倍,现在800平方米的咨询中心又不够用了。

  不止一个学生向他抱怨,自己已经考到了90分,但不得不花三四倍的时间,向95分、99分努力。他们机械地提高答题速度,没有创新,但又难以控制对成绩的渴求,因为生活里别无他物,分数是评价自己价值的唯一标准,“考不好会很难过,考好了只是不难过而已。”

  一名重点高中的高一学生对他说,自己这么拼命努力,就为了考一个好大学,但考上好大学又怎么样呢?就算进了大厂,收入很高,也还是每天都工作、加班,没有自己的时间。

  崔庆龙收到的微博私信里,很大一部分也充斥着对人生的持续性迷茫。“就像被提前剧透了,他们觉得自己做的事情、未来的目的地都被确定了,这种确定的东西不是自己想要的,但又无法改变这种局面。”

  崔庆龙形容,“空心的状态就像是漂泊在没有灯塔指明航向的大海上,我们从航行变成了漂浮。很多虚无感会被那些有感觉、有冲动、有激励、有反馈的事情所填充。真正糟糕的体验,不在于我们不能够再得到这些反馈,而是这些反馈发生了,我们也开始无感。从对这个世界的疏离,变成了一种自我疏离。”

  崔庆龙观察过很多年轻人,一边厌倦自己的生活状态,一边在生活里拼命地“卷”,“因为这是他们仅有的、或者唯一能确定的东西”。

  他觉得上一辈人经历的更多是“一种有奔头的体验”,“那时候人们的物质需求刚开始,从匮乏到相对丰富,有种升级打怪的感觉,能感觉到自己的生活通过努力被一点点改变。而现在很多人缺乏这种体验,会觉得自己的进步,相对于已经确定的未来,没有太大增量。”

  从小镇走出来的王艺深有体会,“原来觉得自己是最亮的那颗北极星,其实是风都吹不起来的尘土。”她笑称自己从小是“卷王”,被班主任评价“内向、踏实”,是国旗下讲话的“常驻选手”,成绩稳列年级前三,总有不认识的同校学生,在拥挤的集市里也能叫出她的名字。

  大学她选择了最热门的金融专业,外界认可带给她的快乐逐渐消失。参加演讲比赛,她第一轮就被淘汰。同在金融街实习,别人一身行头抵她两个月工资,同时业务小组第一,情商也高,“段位在大气层”。

  于是她转行到在线教育,从没在工作中体会到“忘我”,习惯把薪资和领导的性格作为找工作的首要标准,“竞争给我不了安全感,我就要从其他地方找,寻找我能抓住的东西。”

  让心灵畅快呼吸

  在情绪觉察课程上,助教会发给王艺一个词语。她听到词语后,就把脑海里的画面写出来,具体到物体颜色和人物动作,一步步具象化,同时描述感受。“这个过程里,我会发现自己潜意识里的情绪。”

  崔庆龙认为,每个人的精神负载能力有限,写情绪日记能够帮助我们找到承受范围,“不是记录流水账,而是记录内心世界的过程,尽可能准确地描述它,然后试着表达对自己这份情绪的理解。如果有可能,最好能培养一段密友关系,让彼此都能够对内心深处发生的事情进行深度分享和交流。在关系中完成这种探索,是更加安全和有回应的一件事。”

  对于王艺来说,看心理学书籍、学习课程,“这些都是在完善对‘我’的认知,是一项很长期的工作。”当她对内心的感受更敏感,对于不喜欢的工作,忍耐度也降低了很多。最近总有个声音在她工作、吃饭、甚至睡觉时不停闯入脑海,“你到底喜欢什么?”这让她工作状态有所下降,“像是行尸走肉,手头的事儿做不好,心里的事又不会消失。”

  但她又觉得开心,“想到这只是暂时的烦恼,心情就好多了。我知道我已经有意识发现热爱的事了,那是一种从未有过的体验。”

  崔庆龙也觉得这是件好事,“这意味着从公共的评价体系回到私人的语境里”。“但要让每一个人都找到价值和意义,活出一个完全的自我,要求太高了。能把无意义感、抑郁感、痛苦感抵消掉大部分,并从中感受到一些小确幸、小快乐,对大多数人来说已经是不容易了。”

  王艺回忆今年真正感到“安全”的时刻,是一个人漫无目的地走进书店,随手翻开一本书,从白天看到黑夜。合上最后一页,走出门,夏夜的风吹在脸上,她看到路边有小孩拉着母亲的手,跳广场舞的大爷大妈脸上洋溢着笑。王艺忍不住也笑出了声。

  崔庆龙经常也会问自己,怎样让生活不单调?“其实生活中隐藏的可选项有很多。比如一个人每天上下班三点一线,但后来有一天,他找到一个书吧,或者参加了一个读书会,参加了一次团体治疗,参加了一次徒步旅行,去了一个自己从来没去过的城市……人们需要体验到本质上的自由性,意识到什么在束缚着我,是什么让我的生活变得单调,以及在现有的经济能力下,我能为自己搭建起怎样的一个生活?”

  他建议,可以从在生活里增加小的愉悦感和满足感做起,“听起来很简单,但很多人连自己吃好、睡好这件事都没做好。当你的生活让你觉得安全、平静,少一些压力和冲突,经常发生有趣的事,大多数心理问题会得到缓解。”崔庆龙除了每日写微博,和身边人的深度交流外,他也会打游戏、“折腾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情”,给自己“充电”。

  近两年王艺发现,在互联网公司云集的后厂村,伴随着一些公司的裁员,大家下班时间也变早了,晚上大楼里加班的灯光越来越少。“当你不知道未来是什么样,你可能会更珍惜现在,给多少钱干多少活。”

  李洋试着改变复盘的目标,不再刻意关注“成长”“进步”,而是“让自己和家人更快乐”。她会在周末关掉所有电子设备,点上香薰,读书、画画、发呆,认真听窗外的鸟叫,感受阳光洒进房间。她还准备调查城市里的脱口秀俱乐部,想选个地方讲脱口秀,给别人带去些快乐。

  大三学生孙卓,原来会因为上课偶尔的跑神而痛苦,现在她能停下来问自己,“想改变吗?不太想。能接受这个结果吗?反正还能回看录播,跑神也挺舒服的。”她打算创作“轻松熊”这样治愈性的动漫形象,“让更多人意识到内心‘被看到’的渴望”。

  “现在很多公共分享平台,缺乏对于同类的倾听、接纳和理解。”崔庆龙认为,社会普遍存在的共情氛围,是避免人们陷入心理危机的基础。

  “一个有共情的社会就是‘有氧’的世界,能让心灵得到畅快呼吸。只有这样,大家才会变得松弛,敢于把自己内心世界描绘出来。”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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